我在藏区遇见“丁真”，失态又扎心

文/安潇

ID/ sukiandsula

最近，“甜野男孩”丁真火遍全网，不到10秒的微笑视频治愈了无数人。这个来自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的男孩，成为了理塘旅游大使。《丁真的世界》短片里，他纯真质朴的帅气、雪山草原的家乡，融合在一起，引爆了人们心中对自然纯净之美的向往。

我看着丁真属于康巴少年的阳光笑容，不由得回想多年前我的藏区之行。

我去过四川省甘孜州，石渠县离理塘县很近。我就在那里遇到了“丁真”们，但我失态又扎心。

四川甘孜州，石渠县是位置最高的地方

毕业季，我是系里唯一没有继续从事建筑的毕业生。我计划留学，给自己一年时间考雅思和申请院校，同时我需要挣些出国费用，在找临时工作。

一个月后的聚会上，同学们惊诧着我的新工作：我摇身一变，成了知名旅游杂志的实习记者！刚毕业的年纪，同学都在设计院画着枯燥的图纸，但我却开始了逍遥旅行，大家都艳羡我的好运气。

这个“旅行记者”的工作，就如字面一般激动人心！同事们每个月都前往世界各地。我的理想就是旅行人生，一直都渴望上路。

入职两周后，我获得了第一个旅行任务：要深入藏区甘孜州，同行的还有资深女记者武记。

我兴奋得血液沸腾，揣上了爸爸送的数码相机，背上双肩包出发。

甘孜州石渠县位于青藏高原，川、青、藏三省交汇处，是四川最偏远、交通最不方便、地理位置最高的县，海拔4520米，比拉萨还高，被称为“离太阳最近的地方”！

当时的石渠，还不被大众知道，是藏区内的“秘境”。

摄影：安潇

我和武记飞到成都，和其他电视台及杂志的媒体人汇聚，全体一起坐小巴进山区。从成都开车到石渠要路过康定，两天一夜的行程非常辛苦。

路途漫长又颠簸，但逐渐地，我看到车窗外的天空越来越高，云层变得遥远缥缈。山峦越发磅礴，像一座座缓缓移开的大门，蜿蜒山路丝带般穿梭其中。

望着雪山层层叠叠的宏大美景，我的胸腔像被感动敲开，我全身心地落入一个与城市皆然不同的寂静而广阔的世界里。

到达石渠县时已是深夜，四下一片漆黑，县城里只有一两盏微弱闪烁的路灯。4500多米高的地方，几乎每个人都开始高原反应，一下车，大家都面色惨白、呼吸困难。

县政府的干部们送来了氧气罐，让记者们去旅馆休息。

奇怪的是，只有我一个人完全没有高原反应。也许是因为我人生前三年在山里长大，进到山区，我骨头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。站在忽明忽灭的路灯下，看着人们东倒西歪地栽进旅馆，而我满心都在高歌。

摄影：安潇

武记昏睡过去，而我毫无倦意。我逼着自己合了合眼，再醒来的时候，是凌晨5点。旅店里一片安静，我却等不及，就拿了相机出门。

当时的石渠还是贫困县。县城其实就是一条小街，街的两侧是零零落落的房子。甘孜州以畜牧业经济为主，很多人住在帐篷里，县城的主要建筑物是政府机构。

街上没有人，凌晨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修长。

我路过一间木屋，藏族老奶奶透过窗口招呼我进屋。她说着我听不懂的藏语，端来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。我喝下肚，从手指尖暖到心房，我想起了山里的奶奶，感觉像是回了家一样。

出了屋门，我看到了震撼的景象。

清晨空旷的街，从远处驶来一队人马，朝着我的方向疾速奔来，弥漫起一片尘烟。

我正愕然，那一队人马已将我团团围住。

原来是六七个康巴男孩，英姿飒爽地骑在骏马上，每个人都穿着传统藏服，左襟长袖，右襟裸着肩膀和手臂，袍子随着马儿飞扬。

他们对我产生了极大兴趣，勒着几匹马围着我转，相互笑着，大声地对我说着我听不懂的藏语。打头的康巴男孩系着红头绳，他拍了拍马背，示意我上马，还向我伸出了手，其他男孩哄笑起来。

刨去虚头巴脑的“记者”头衔，我其实只是一个刚毕业的、没见过世面的汉族姑娘，拿着个相机包，孤立无援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听不懂。

眼前的情景让我又震动、又惊慌，在远处雪山的背景下，这些马背男孩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、忽然从天而降。他们全都黝黑挺拔、五官俊美，挥着神秘的红紫色衣袖，自信地粗声嘻笑，让我上马跟他们走。

我张口结舌、不知如何应对，只觉得自己脸发烧，心跳像战鼓一样！几匹马已经围成了一个圈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出去。

惶恐之中，听到远处有人呼喊藏语，并朝这边跑过来。红头绳的藏族男孩听到对方的话，对我微笑一下，手指着远处的草场，意思是“我们那里见”，随即便招呼一队人马朝着草场呼啸而去，瞬间就消失了。

“萧记者，你这么早就出门了！”当我还在虚惊之中，解围的人已经跑到我跟前。他也是个藏族小伙子，但穿着便装，原来是石渠的基层干部，也是我们媒体的向导。

他用带有藏族口音的普通话和我解释：“我正在找你，原来你已经出门了！这几天是帐篷节，这些小伙子是前来参加赛马的。石渠很少见到游客，他们看到你感到很新奇！他们说，让你一会儿去看他们比赛。草场上两千顶帐篷正在搭起来，我带你去看吧！”

向导叫做多吉，年龄和我差不多大，他比那些骑马的男孩瘦小一点，脸上有个大大的笑容，眼睛晶晶亮。说起石渠，他满是热情自豪的神情。他拉着我去吃早饭，和我说帐篷节就要开始了！

之后的一周，他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在多年后的今天，当丁真一夜爆红，人们津津乐道着丁真的淳朴微笑和俊朗容颜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初到石渠的那一幕：

康巴男孩真的是帅出天际，骑着骏马奔驰而来的那些紫红色身影如同从电影里走出来，他们都有着丁真那般的质朴、阳光和洒脱。

当我被一群马背少年包围时，不得不承认，我当时惊慌失措、脸红心跳、非常失态！但他们身上那种生命力之美，让我到了今天都难忘这群马背上的“丁真男孩”。

但石渠之旅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还不是康巴男孩的容貌，而是高原令人扎心的美。接下来的四天里，在多吉的陪伴下，天地间大写的美重重击中了我的心。

甘孜人，美如天外来客，雪山景，就是诗和远方。

“太阳部落”帐篷节开始，人们从各地来到石渠开阔的草场。绿色的草原里，两千顶白色的帐篷如小花被风吹开，在纯蓝幕布和雪山轮廓下，这份色彩一丁点污染都没有。

摄影：安潇

藏族女孩们盛装打扮，把传家宝贝都穿戴在身上，就像一群异域公主，在阳光下高昂着漂亮的头颅。

一声枪响，无数骑着马的帅气小伙在草原上奔驰、你争我夺抢红旗，清晨见到的那个红头绳的康巴男孩果然是骑马好手，几次赛马勇夺第一，他得意地仰天而笑。

热腾腾的赛事未平，就有空灵的歌声响起。骏马扬起的尘埃，像是忽然被女孩穿透力十足的歌唱凝固，缓缓降落，让天地间都安静下来。辽阔的草地、那么多人，可藏族女孩唱起歌来，无需扩音器，就能抓住成百上千人的耳朵，让每个人的心都悠扬入云霄。

然后，脸上浓墨重彩的汉子们穿着华丽戏服，上演了石渠藏戏，讲述历史和神话故事。

摄影：安潇

这一幕幕的风景风情把我震撼得掏空了一般，我空壳似的坐在那里，如痴如醉地淋浴着石渠豪迈的美。

多吉总喜欢坐在我旁边，因为其他的资深媒体人都对这个年轻向导没什么兴趣，但他发现我爱听，就没完没了地给我讲他的家乡。

他说石渠人，会说话就会唱歌、会走路就会跳舞，骑马的男人比开摩托的更帅。

他说，这里依然是走婚制，男不娶女不嫁，但男女恋爱不受拘束，小伙子半夜来到姑娘的帐篷下，对上暗号就可以进屋过夜。他让我小心半夜有人敲门！

随后的几天，多吉带我们去看雪山和雅砻江。

你是否知道，在阳光下、雪山闪闪发亮又沉默威严，会美到让人心痛？

走在江边无边无际的野花丛中，那种晕眩不是缺氧，而是一个来自水泥城市的人，迷失于从未感受过的庞大自然尺度中。

多吉到透明的小溪捞鱼，没多会儿功夫，就捞上了好几条。他手脚麻利地在野外生火、架锅，煮起鱼汤。中午这顿鱼，鲜美得令人掉泪。

多吉带我们去看弥漫着与世隔绝气息的寺庙，还有错综复杂宛如迷宫的石头城“玛尼墙”，到处都有动人的传说。

夜晚，我们回到县城参加篝火晚会，藏族男孩女孩，有着跳不完的舞、唱不尽的歌，和火焰一起高燃。

我就这样跟着多吉在石渠游荡，全身都被高原、雪山、溪流和康巴人的美打得通透，感动彻骨。

那天，当篝火灭去，多吉手指夜空，我看到了扑面而来的清晰银河。

当我忙着领略石渠的大气之美，却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开始折磨我。

我这个未经世事的毕业生，难以在内心找到统一与调和。

跟着多吉四处走，我看到，高原太穷了。县里的中心街道都没有自来水，打水要从井里运输。更多的人住在帐篷里，当然更没有供水、电灯和暖气。多吉说，冬天的严寒非常难捱。

我们走在路上，经常有藏族小孩子们好奇地跟着我们。他们的眼睛纯净得像高原湖泊。我问多吉他们是否上学，多吉说，大部分孩子不上学也不识字。这里的条件太艰苦，小孩子从小跟着家人放牧、采集虫草。他们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有许多书看。

摄影：安潇

多吉犹豫地提到他认识的一些小孩，在冬天去冰冻的雪山挖掘虫草。有的孩子手指冻坏了，还有一个孩子受风寒而死。

最让人揪心的是，这里的草地正在失去。我脚踩到坑坑洼洼的草皮，问多吉怎么回事。

多吉打开电筒，照着草原，我看到四处都是鼠洞。这里鼠灾严重，天然草场退去，人们越来越难以依赖放牧生活。

多吉说，很多姑娘为了补贴家里的生计，不得不去铺路，每天弯腰搬运石块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开车进山区的路上，我看到好多藏族人在低头铺路，她们都是姑娘。

我逐渐能够感受到多吉眼神里的迫切和焦急。

他用尽量克制的声音和我说：“传统畜牧业难以维系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发展旅游业，有了游客，这里的父老乡亲和孩子们，日子才会好过一点，才会有自来水、电灯和学校。而石渠这么偏远，都没有人知道。若想要被旅游者发现，就全靠你们这些媒体记者了，所以，恳求你们一定多给石渠一些笔墨吧！”

我很受触动，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，但又觉得愧疚不安。

回忆整个行程，对比藏区人的生存渴求，我们这些媒体人表现得就像一群居高临下的大爷。

从进山第一天，我就感觉尴尬：很多媒体人拽着拉杆箱，一副到此一游的模样。

我更不解的是，还有人利用工作便利，带着老婆孩子家属来玩，武记说，当然是石渠县来出全部旅游费用。可这样一笔钱，能让石渠的孩子多看多少本书！

县里的干部们虽穷，但还是每天给北京来的这些媒体人奉上丰盛的晚餐。但我看到好些人铺张浪费、胡吃海塞，还喝得酩酊大醉。那天还有一个喝醉的记者拉着我的胳膊，说让我夜里到他房间去喝上一杯，气得我一把把他推开。

“在这样纯净的天地间，这些人怎么还这么世俗！他们为什么都这么麻木？他们看不到石渠的美，和人们的苦吗？”我愤愤不平，血压飙升。

武记叹息说：“你还是太年轻了，这样的世道，太常见。也许你的旅行，是在全身心投入地感受，但对他们来说只是在完成一份普通的工作。世界虽精彩，但当去的地方多了，就会觉得哪里都差不多，还是早点回家才舒服。”

我使劲摇头，无法理解这种无动于衷：如果身处地球上最美的角落，你还没有感动、没有谦卑，那你何苦再做一个地球人。 

媒体临走的那天，草原上的帐篷也在一座座拆卸。多吉不在，我就早早起来，在草地间踱步。

一位老大爷招呼我进帐篷里喝酥油茶。他会说一点普通话。

一个小男孩在帐篷里玩耍。就跟石渠的其他年轻男性一样，小男孩也喜欢直勾勾地看人，完全自信的清亮眼睛，看得我无处遁形。

我问老大爷：“他听得懂普通话吗？”

老大爷摇摇头：“他爸爸不在，妈妈去世了，孩子没上学，不识字也不懂普通话，家里还有几头牛，他是个放牛娃。”

我听了，心里酸涩，咬了咬牙。

小男孩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看。忽然，他笑起来，然后就自顾自地高歌。

 摄影：安潇

那份歌声，惊为天人，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美的声音，轻易穿透了帐篷顶层，箭一样地射向云层后方的神灵世界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止不住自己的眼泪，脸上湿了一片。

我又一次失态了。

我向他们道谢，逃出了帐篷。

我站在草原当中，慢慢旋转着看着那些绽放的帐篷。我多么希望这里人们的生活，能够像他们带给我的感动那般美好，少一分贫穷和苦涩，配得上地球至高点的完美与荣耀。

但我知道自己正处在至今无人能解答的困境中：

它的淳朴天然的美来自无人打扰，但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人们发现它、来拜访它，带给它生机和富饶。但同时，我也知道，当游人进入了这个神秘高地，它的楼房也会越来越多、帐篷会越来越少，人们将会改变生活方式，传统之美将逐渐淡去，风景也将不再是寂静远方。

这是地球上每一个原始文明都无法逃离的命运。

我对着天空轻轻吐气。 

摄影：安潇

走前，我和武记在房间里收拾行李，多吉敲门来和我们告别。看着他真诚的样子，我有点舍不得，我说：“你要是有天到了北京，一定要来找我玩。”

忽然，多吉拿出了两个红包，塞进了我和武记的手里，低声恳求：“多谢你们多多宣传石渠，石渠就靠你们了！”

我简直要惊跳起来，羞愧难当。这几天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大爷，在这个贫困的县城里又吃又拿、各种浪费。乡亲连电灯都没有，我们还怎么好意思拿红包！

我严厉地和多吉说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，别让我丢人了，写报导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！”

可是武记轻拉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你看看，他都快哭了，别忘了，他也是必须完成任务，你别让他不好过。”

我这才发现多吉眼含泪花，他看起来像个有点无助的小男孩。他点头低声说：“文章写得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我忽然明白，我确实就是武记口中那个不够世故的莽撞青年。这个世界，没有那么纯粹和绝对，在每一个看似理想的表层下，都有数不尽的无奈和妥协。

其他媒体人的高原反应是呼吸困难。但我的“高原反应”是连续几天没怎么入睡，下山时，我开始发烧。

回北京以后，我高烧一周，梦里全都是甘孜州的高原、雪山、康巴男孩、嘹亮歌声、草原鼠洞。

我的心好像碎了一小片，永远地落在了某个湖泊里。

退烧后，我进入了创作艰难期。对藏区，我有太多话想说，却又难以梳理思绪。终于，我吐露了心中的一切，写了7000字交给主编。我写了石渠的壮美、甘甜、苦涩的各种面貌。

但这篇稿子立刻就被打了回来：只能写积极的东西，难题都不要提！

多次修改之后，这篇文成了一个旅游观光文，外加诱人摄影和资讯干货。

但这不是我最想写的东西。高原除了梦幻般的美景，还有扎心的现实。

而我纠结在里面的，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，第一次在地球壮美的幕布之下，接受那属于人间的细细碎碎的污点与无奈。

文章发表之后，我拿了十本杂志给多吉，我希望对石渠的描写能让他满意。我买了近百本绘本，全都放入了大箱子，一起给多吉寄了过去。藏区孩子清澈的眼睛，值得看到最美的童书。

而我内心对石渠的真实感受，就深藏心底。直到很多年后，这个甘孜州男孩“丁真”的模样，又将我带回到身处藏区那白日酷暑、夜晚严寒的一周。

我知道这些年，甘孜州在发生巨变。我渴望再去那里一次，寻找我当年掉在湖里的那一小块碎了的心。

安潇 2020年12月 于 伦敦

PS: 除了我的摄影以外，其他图片来自时差岛短片《丁真的世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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